落叶”的禅意一读淮草的三首“落叶”诗

淮河左岸

蒋子龙不是写小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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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呀。但散文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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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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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汽车梦”

　　人不可以无梦，人类因梦想而伟大。梦是想象的极致，可以是玄幻空灵的，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共和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有一个“汽车梦”，也可以笼而统之的称为“工业梦”。

　　所以他会亲自为一个企业的奠基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几年后的1956年4月25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梦：“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我们不会制造汽车，不会制造飞机，现在我们都能造了，由于我们是发展重工业。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来开会就好了！”

　　自人类发明“车”的概念以来，汽车似乎是最便利、效率最高、因之也是最被人钟爱的工具。一个国家的工业要想迅速发展，就必须给它装上轮子，让汽车载着梦想飞翔。

　　于是，汽车也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标志。不难理解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为什么会有着那么强烈的“小轿车情结”。一年多以后，1958年的2月13日，就要过春节了，他却赶到长春视察第一汽车制造厂，并再次督促厂长饶斌：“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汽车呀？”

　　“汽车梦”是国家的梦。国家的梦属于大梦，如“美国梦”，不只美国人在做，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也纷纷涌进美国寻梦。大梦若得以实现，须上上下下梦到一处，或者说是上边的精英说出了下边众生的心之所想。有共同的梦想，才有共同的未来，可凝聚起无穷无尽的让梦想成真的创造力。

　　何况领袖的梦，很容易就转化为全国人的梦。自毛泽东第二次说出自己的小轿车之梦，只用了33天，一汽厂从无到有就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自己的高级轿车。

　　可见，梦是要“做”的，不是用来说的。说梦是做过梦之后的事情。若只挂在嘴头上光说不做，天天靠“做梦娶媳妇”，是不会有好梦成真那样的美事的。

　　红旗轿车从发动机到外壳，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点点滴滴无一不是中国制造。其间当然有借鉴，甚至有模仿，这不过是科技进步中的一般规律。即便是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于1885年造出的第一辆三个轱辘的汽车，也不是全靠自己的凭空想象，而是吸收了前面许多梦想造车人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比如他的汽车心脏就是改装了奥托的发动机，甚至为此还引起过一场诉讼。

　　这辆“中国的第一车”由当时的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命名为“红旗”。

　　德国的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曾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博览会”。始于1165年，于1918年发展成为世界工业技术博览会，由此也成了国际上一窥中国工业梦的窗口：1951年中国首次参加莱比锡博览会，展出了瓷器、丝绸、地毯等手工艺品，还有几只橡胶轮胎会让人联想到汽车。

　　1954年在巴黎的一个展览会上，关于中国的汽车工业只有一个在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沙盘，和一张解放牌卡车的解剖挂图。

　　1960年的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了红旗高级轿车，自然引起围观，造成“不小的轰动”。车的整体线条简洁流畅，线脚清晰明朗，车形既庄重严整，又有一种向前冲的动感，车头顶部卧着一条象征中国的金龙，前端的水箱面罩采用九梁十八柱的中国扇子形，后尾的大灯为宫灯形，仪表板和窗框使用了福建大漆工艺……

　　当时意大利著名的汽车造型大师平宁•法里纳着实被吓了一跳，先是公开称赞红旗轿车是“东方艺术与汽车工业技术结合的典范”，随之又阴阳怪气地说，中国人“聪明而狡猾”，聪明的是显然借鉴了当前欧美汽车的先进技术，狡猾的是让人看不出他们到底模仿的是哪一款车。

　　之后红旗车又参加了日内瓦展览会，作为世界发展史的一个纪录被载入当年的《世界汽车年鉴》。

　　从此，红旗车成了世界各种工业展览会的亮点。几年后法国汽车博物馆率先收藏红旗车，随后是美国、日本的博物馆……开启了红旗高级轿车进入经典殿堂的大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奇特的“汽车大国”。每年有2300多万辆新车投入市场，市场调动了人们的欲望，欲望再一次刺激市场……现代人基本上变成了“汽车人”，人们所向往的“社会和谐”，不过是人和车的和谐。如此往复不已，有一天陆地上会不会除去房子就是汽车了？这当然是杞人之忧。

　　然而在遍地汽车的情况下，能叫得响的“百分之一百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品牌，还是“红旗”。

　　当年毛泽东提出造小汽车，是为了“我们能坐上”。别人坐上自己造的车不难，他要坐上却不那么容易。因为他是领袖，车不光要方便、体面，还有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在此之前他坐什么车呢？

　　据《精神的图腾》一书披露：“中国政坛四大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乘坐的都是苏联生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车”。“防弹”还要“保险”，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双保险”！但这种“双保险”的车里却没有空调设备，“毛主席身材高大，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般，为保证他老人家安全，车窗不能随意打开。而警卫人员没有一个敢提出为主席换一部高档轿车，或者装上空调。为了降低车内温度，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排间隙，放一个盛冰块的盆子，以此调节车内温度……”

　　一向对“土法上马”至少是不反感的毛泽东，也从未对自己座驾里的这种土办法感到不满，或提出其他要求。但热了好说，冷了怎么办？北方的冬天冰天雪地，总不能在车里再放个火盆取暖吧？可惜书里没有提到这一点。

　　如此看来，给毛泽东换车是顺理成章的了。却依旧一波三折。那时候的中央领导及他们身边的人，有一股可爱的天真劲儿，当时社会上正流行“大比武”，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于是他们也想出一个能验证红旗车是否安全牢靠的办法，就是组织一场大型的汽车对抗赛：40辆红旗，40辆吉斯，从北京机场开到钓鱼台，不仅要看谁开得安全迅捷，还要看谁能开得慢，路过天安门广场时，时速必须控制在5公里以上、10公里以下。

　　国家大、人口多、历史悠久且无奇不有，因之简单的事情可以复杂化，严肃的事情也可以游戏化。其实早在1961年，红旗轿车作为“国礼”就曾送给了习惯于豪华大阵势的摩洛哥国王。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就是好客而又仗义疏财，有了好东西自己的国家首脑不用，先给外人。

　　1962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不等别人安排，自己就开口要坐红旗轿车迎接将要来访的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那时有尊贵的客人来访，有群众夹道欢呼的仪式，中锡两国总理乘红旗检阅车检阅了首都数十万夹道欢迎的群众，也算是红旗车第一次在国内亮相，引得举国瞩目。

　　周恩来曾被尊为“人民的好总理”，当时他身上有些标志性的符号，确实让老百姓喜欢，比如“戴上海表，坐红旗车”。

　　1964年9月27日清晨6时，那时的北京真是清静，80辆赛车再加上维修、裁判人员的车辆，实在是一个浩浩荡荡又风驰电掣的庞大车队，却没用20分钟就进入了天安门广场。现在有封闭的高速公路，就是单车飞驰，这个时间也到不了。

　　当时苏联“老大哥”的吉斯也实在不争气，就跑了这么点路，有一辆就后盖弹起，屁股冒烟。可想而知，那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汽车大赛，以红旗车大获全胜而振奋了中国政坛。

　　虽然有点像闹着玩，中央政府却凭此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恰逢建国15周年，中央决定举行隆重的国庆庆典，礼宾用车全部由吉斯换成红旗。

　　但，离毛泽东坐上红旗还很遥远。梦是境界，是向往。不是简单的欲望。

　　1969年，一汽厂造出了第一辆“红旗高级保险防弹车”，送到中央后，“编为第一号，主人却是当年的第二号人物林彪。”

　　从此这新的座驾便成为林彪“须臾不离的宠物，时常让司机载着他漫游北京城”。甚至到广东视察也带着这辆红旗车，有时还命令司机“向野地里开！”

　　“车在荒野里飞驰，林彪则在后座随车子的颠簸而上下起伏，并发出一阵阵低微的痛苦的呻吟。过了一会，警卫员让司机停车，取出绿色军毯盖在渐渐入睡的林彪身上，小声嘀咕道：‘没有仗打呀！’”

　　难以想象，“红旗”不过是一种汽车，却承载了一段国家的历史，见证了一个个国家级大人物的性格。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员500多人，几乎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注视着中国。

　　在美国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总统到外国访问，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随机带着总统专车。被称作“破冰之旅”的第一次访问中国，出于安全考虑更需如此。国务卿黑格带领先遣组到达北京后，作为一个正式条件提交给中国的，是他们的总统专车进中国国门。

　　周恩来总理阅后批示：“我们有汽车，美国飞机停在上海！”

　　尼克松的专机到达上海时，中国出动了30辆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迎送，令美国人大为惊讶，他们没有想到长期与世界隔绝的中国，竟拥有这般豪华气派的大轿车，相对于他们的“房车”而言，红旗简直就是宫殿。

　　美国人自从踏上中国的土地，由上海到北京，然后游长城，进中南海会见毛泽东，都是一路红旗。

　　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这简直是拿尼克松当“车模”，淋漓尽致地展示红旗轿车！

　　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舍弃吉斯和大冰盆，正式坐上了CA772红旗高级保险车，圆了他的汽车梦。红旗车也由此算是堂堂正正地成了国家的象征。

　　也因尼克松开了头，以后凡有外国首脑来华，一般都会提三个要求：“见毛主席、坐红旗车、住钓鱼台。”英国女王、法国总统蓬皮杜、德国总理科尔、日本天皇……等等数十位外国政要莫不如此。

　　尽管如此，红旗车的命运却并未从此一顺百顺、一往无前，同它所象征的国家的走势一样，好事多磨。文革结束后全社会都在观望、犹豫，到处都在抱怨“积重难返”。国务院节能指令第三号下达：“红旗牌高级轿车目前油耗过高，自1981年起停止生产。”

　　“计划经济”的余威尚存，但国家确实已开始转型，一汽厂公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美、英、德及前苏联生产的豪华三排座高级轿车相比，如奔驰、林肯等，红旗车的油耗是最低的。”

　　“红旗”一停，大批洋车撞开中国大门，“中国到处在修路，有路就有外国车。”短短十几年的工夫，用于购车的外汇就高达1500亿元。原来买车比自己造车还不知要贵上多少倍！

　　没有了红旗，忽然间全社会都感到了一种尴尬，泱泱大国怎可没有自己国产的高级轿车？

　　实际上要禁“红旗”也难。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国家领导人还得要乘红旗检阅车。

　　然后是1999年、2009年……凡有重大庆典，上得了台面的还是“红旗”。

　　难怪老百姓要称它是“国车”。

　　“计划”阻挡不了“市场”的洪流，国务院的一纸停产令，不仅没有禁住红旗车，反而倒像是一种成全，使其大红大紫，益发的尊贵了。

　　又是美国人带头，一华盛顿商人，千方百计花高价买回去一辆红旗车，平时珍藏在车库里，遇有节日或具特别意义的重要时刻，便开着红旗显摆，一下子提醒了世界上的汽车迷。

　　“市场”后的中国人在显摆上不甘心人后，浙江一农民企业家出资600万元买走一辆大红旗作为自己的座驾，一夜之间提高了自己和企业的知名度，比做广告更具轰动效应。

　　一台湾生意人，一次性购买了两辆接近报废的红旗车，斥巨资请高手将车修好，一辆收藏，一辆自己使用……

　　世界各地的汽车迷们纷纷仿效，开始热衷于收藏“红旗”，“上门来订购红旗车的人排成长队……”

　　然而，此“红旗”非“彼红旗”。他们要收藏的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更看重红旗高档车所具有的历史象征意义。正是这种历史感赋予红旗车以经典意味，沉实厚重的经典性又具有无量的经济价值。

　　红旗车已经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至此或许可以说，毛泽东的“汽车梦”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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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车现在不中，那时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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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龙凤呈祥”

　　人之大欲莫过于爱，爱有归宿便成婚姻。消费主义使“有情世间”变做忙碌的竞争场，现代人在拥挤中孤单，“剩女”、“剩男”成了当今社会的一大景观。

　　于是为保持人类自身的“生态平衡”，无奇不有的相亲形式应运而生：登报征婚、电视速配、舞台牵线、网络作媒、相亲软件、婚介公司等等，凡稍大一点的城市几乎都有相亲公园，让现代男女的相亲变得极其便捷，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然而婚外的“孤单”现象却仍未见缓解，据一知名婚恋网站的统计，一个区区东莞就有单身男女117万，对一个地区级的城市来说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其中20%还是“高富帅”或“白富美”。

　　事已至此，解决婚姻大事似乎只有求助神灵帮忙了？心诚则灵，世间果然就诞生了这样一个相亲胜地：观音山。其坐落于东莞市的东南方，相传为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初入中土时的首处停留之地，宛若珠江口上方的镇海仙峰，层峦拥翠，云蒸霞蔚，千百年来梵音缭绕，花雨缤纷。山顶有一尊世界最大的花岗岩观世音菩萨雕像，妙容清绝，怀柔万类，给人以香气盈袖，禅风薰薰之感。再加上自古以来“观音送子”的信仰，送子先要送婚姻，送婚先要结缘，由是观音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渴望爱恋的男女。

　　据媒体公布的数字，近三年来有超过5万来自香港、广东等地的人到观音山相亲。

　　按性别论，“女性占62%”略多于男性；以职业分，“白领占72%”；看年龄，“以30岁以下的年轻人居多，并涵盖了许多不同的年龄段。”其中“有4000人现场速配成功，1000人已经步入婚姻殿堂”。真是菩萨保佑，“婚介专家”说这样的成功率实在是很难得了。

　　究其原因有三：首先是观音山很美，鸟语花香，曲径幽丽，山上森林覆盖率99%，为“国家森林公园”，在各种类别的森林中属于最高级别，山上有全国首家“古树博物馆”。无以言说的美境，令人心神爽悦，触景生情，更乐于交流，也更容易被感动。这实在是谈情说爱的最佳境地。

　　其二，第一眼相中了的一双男女，可选择徒步登山拜观音，一两个小时的山程，各自都更容易展露真性情，男的有机会怜香惜玉，女的也能表现自己的体贴细致，双方可快速加深了解，增进感情。人往往“在途中”有奇遇，更容易见真情、结奇缘。

　　其三，跟观音山所座落的地理位置有关，珠江三角洲地区，新型行业多，人口密集型产业多，不仅白领多，产业工人也多，他们适应了珠三角的生活，不愿回乡相亲，再加上社会诚信缺失，长期缺乏交流，因之产生了大量未婚男女，乃至阴盛阳衰。大龄单身者的剧增又促成了婚庆行业的兴起，随之形成了从观音山到龙凤山庄的“相亲成婚一条龙”！

　　于观音山东南，有“龙岗”、“凤岗”两镇，两镇之间的高坡上修建了一座十分惹眼的巍峨宫殿，名为“龙凤大殿”。是定情男女“走进婚姻殿堂”举行大礼的地方。“礼不行则上下昏”，婚姻要以婚礼的方式呈现，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大婚”，可到这里观摩，天天都有“大婚”的盛典在上演。

　　当今已经没有“天子诸候”之类，如果愿意谁又都可以到这里过一把“龙凤呈祥”的瘾。自2012年来，这个龙凤大殿里举办过百对“两岸四地”的新人、百对客家华侨、百对公安边防官兵的集体婚礼。在大殿旁边有一个“迪斯尼乐园”般的婚纱拍摄基地，里面建有集西方建筑文化精髓的欧美、东南亚、客侨、港澳台等诸多“风情园”，还有儿童乐园、四季果园、梦幻表演城、动感游乐城、婚俗博物馆等等……这一大片风情万种、热热闹闹的地方，统称“龙凤山庄”。

　　“如此温山得柔水，仙乡不婿婿何乡”。近两年来就有6万对新人来此拍摄婚纱照，此庄被称为“蜜月之都”、“魔幻爱情基地”。不必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个中国就足可以当得起“无奇不有”，比如有个“婚庆风云榜组委会”。该组委会授予龙凤山庄“中国最大婚礼基地”的称号。结婚还要有基地，喜事也需“做强做大”。这才叫：“观音成全的爱情，童话一样的婚姻。”

　　善哉，善哉，向他们道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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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也谈剩女，剩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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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草原一年不生气

　　中秋期间一老友来访，因我刚从内蒙归来，还带着刚吸足了氧的精神头，话题自然就先从草原见闻展开。比如当我们沿额尔古纳河右岸，行进至一低洼草深之处，见一群大小不等的灰鹤在嬉戏，便走过去拍照。灰鹤见我们靠近非但不躲不飞，反而引颈摆尾、振翅旋身地舞蹈起来，令人惊奇异常，心绪也随之亢奋。其舞正当高潮，群鹤却突然腾身而起，却并不高飞，在一个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重新落下，昂头以一种半是嘲弄半是警惕的眼睛注视着我们。

　　向导包先生是在草原上长大的蒙族人，他告诉我刚才是大鹤教小鹤练翅学飞，我们一来打断了人家上课，大鹤们突然起舞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掩护小鹤们赶快藏起来，待孩子们都藏好后，大鹤自然就躲开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朋友忽然打断我：内蒙你都走遍了吧？我想了想，还真差不多，有些地方还不只去过一次，锡盟就去过三次，呼伦贝尔这也是第二次去。

　　他继续叮问：新疆天山两侧的草原你好像也都去过了？也是两三次之多，一般有去草原、森林的机会我都不会错过。可知这是为什么吗？我想了想，可能跟我在农村长大有关，自小便喜欢草、树、庄稼，特别爱闻青草割倒后或庄稼收割后满洼的那股青性子味。而当下正是草原上割草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醉人的气息。

　　朋友摇头，不尽然，你是河北人，河北可都跑遍了？我一愣，河北还真有些地方我从未去过。老友笑了，你很时尚，现在流行全民养生，而养生说到底就是养情智，眼下最时髦的口号就是“去趟草原，一年不生气。”这话让我感到新鲜，该不会是保健医生或旅游公司的广告词吧？但心里还是被触动了，不禁想起一位老同事，曾担任天津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原是插队内蒙的老知青，返城后还要经常往内蒙跑，有时一年要两三趟。我常开玩笑说他患上了“绿色综合症”，人回城了，魂儿却丢在了草原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怀旧情绪、“知青情结”，或者叫“草原情结”。今天再看这件事，似乎没那么简单，我不是知青，也无旧可怀，为什么也喜欢往内蒙跑？

　　不敢说从草原回来能保证一年不生气，但确有一种从绿色净土归来的感觉，从里到外仿佛被消了一次毒，干净透亮。自此会一年半载忘不了草原，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感到一种生机，一种希望，有种温暖而清新的振奋与快乐。

　　这种被“消毒”感还来自一些实实在在的数字，国家曾公布过天安门广场的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400个左右，想必北京、天津的城区里也差不多，甚至只会少不会多。而呼伦贝尔林区和草原的同等单位的负氧离子含量是5000多个。如果我那位老同事患的是“绿色综合症”，我患的可能就是“绿色缺乏症”，或者叫“缺氧症”。草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氧吧”，它是天然的巨大氧库！

　　本来数字是十分枯燥的，而数字一旦跟草原结合在一起，就令人惊喜，心神大慰。仅一个只占内蒙五分之一的呼伦贝尔，其大小就相当于山东、江苏两个省面积的总和。其中有森林12万平方公里，草原8万平方公里，河流3000多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500平方公里的98条，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67条。湖泊500多个，其中水面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89个，大于10平方公里的6个，大于100平方公里的3个，因此有湿地两万多平方公里。在这个干旱的无处不在闹水荒的世界上，想想你能到呼伦贝尔这样的福地呆上一阵子，哪怕就是几天、几小时，都是一种福气。

　　我在莫日格勒河谷草原见到了绿色天堂般的美景，极端洁净的绿色绒毯，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高低有致，起伏成韵，线条柔和，随风飘摇，与这铺天盖地的大绿最为谐调的是大片大片的白色羊群，其间游动着的深色斑块是牛和马。头上则是晴空万里，偶尔有一片白云，竟浮在半空凝然不动，它的阴影在草原上投下巨大的墨绿，有些吃饱喝足的牛羊，就躲到云彩的阴凉下睡懒觉。

　　我喜欢草原，向往草原，但去草原并不是希望老不生气。人活一口气，该生的气还得生，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凡人应有的情绪一样都不能少，才是一种健全。虽然知道自己不属于草原，但草原却属于我。草原属于所有心里有草原、想念着草原的人。惟此才更能欣赏草原，珍惜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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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草原一年不生气----是说草原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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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的早晨

　　自从有了“畅销书榜”、“作家富豪榜”，社会时尚开始用资本来衡量作家的成败。

　　中国文学实际上已进入资本时代。此时“证券作家协会”的成立，可谓应运而生。

　　我应邀到北京金融街参加了这个别具一格的庆祝仪式，活动结束后已经很晚了，就住在金融街上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天一早，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出旅馆，想好好感受一下金融街。

　　现在的北京有两条街最著名，一条是长安大街，举世闻名但不神秘，不过是一条横贯东西的通衢大道；另一条就是金融街，以其神秘和重要的地位而闻名，有人曾打过一个比喻：“如果中南海像大脑，金融街就是心脏。”是个向全国供血的地方。

　　金融街的建筑，在外形上并不争奇斗怪，大多方方正正，由黑与深灰构成其主色调。莫非这是为了体现金融的品格：厚重、沉稳、牢靠？在金融街的中央有个细长的街心花园，奇怪的是花园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或这一段中间突起，或那个角落陡然下陷，高高低低，分出许多等级，走起来麻烦，要格外留神脚下，看上去却错落有致，一丝不乱。无论是升高还是低矮，都用水泥或石头修建得规规矩矩，见棱见角，在花坛或草坪旁边的空地上有晨练的人，或独自打拳，或成群舞蹈，在大树下的长凳上也有乞丐在大睡，就仿佛身无分文的人躺在金融街的怀抱里，也有某种安全感。

　　原来金融街并不像人们传言的那么神秘和奢华，它的包容性很大。

　　街上最醒目的当数中心基座上的巨型雕塑，这是一枚硕大的玉石图章。图章象征守信、履约，这好像是金融的灵魂。一盖章契约就生效，赢了是你的，亏了也是你的，信用比命还重要。光有戳儿还不行，再加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旁边又附带着摁了一个清晰的手指印。指纹比图章更原始，也更可靠。

　　但凡交易总离不开图章或手印。活在商品社会的人，又无时无刻的不在交易，资本市场上不可或缺也是最难的一环就是标价，而资本时代要经常面对的是给灵魂标价、为人性标价。因此，能在金融街上如鱼得水建立起自信的人，便敢睥睨天下。

　　我驻足端详着这组雕塑，忽然想到了大洋彼岸同为金融机构门前的另一尊雕塑，它们哪一个更贴近金融的本意呢？

　　1982年夏末，应美国新闻署所邀，我和冯牧、吴强、老李准、张洁等赴美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在旧金山停留两天，当地朋友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领事，都劝我们一定要去看看世界银行前的雕塑，称那是旧金山著名的一景。既如此当然不能错过，原来那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心肝，被喜欢它的人摸得油黑锃亮。

　　当初银行大楼刚建成的时候，总裁找到一位正负盛名的雕塑家，请他为银行创作一件艺术品，并开出了创记录的高报酬。艺术家不想放弃这笔大钱，又想保住自己不为钱收买的清名，便提出一个条件，无论我雕什么你们都不能干涉。然后他就用黑色大理石雕成了一个硕大的心肝，暗喻资本家的心肝都是黑的，且坚硬无比。他原以为银行总裁会吃哑巴亏，不敢公开展示黑心肝。岂料那位总裁对雕塑赞不绝口，并大张旗鼓地摆放在自己的大楼前，于是黑心肝的故事也随之不胫而走，每天都吸引众多人来看这个“黑心肝”。

　　且不管这个资本家心肝的颜色如何，是他的豁达、自信和智慧，成就了这件艺术品，反衬得那位艺术家有些小心眼。当然，小心眼有时也能成全艺术创作。而金融里有“融”，融会、融合、融通，大道广融，久而久之，这个黑心肝的故事竟传成了一段佳话。人们蜂拥到世界银行前面观看黑心肝，遂使银行人气大旺。强大的黑心肝反而增强了人们对这家银行的信任度。

　　3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资本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再把心肝的颜色常挂在嘴头上，更在乎的是心肝是否强健？何况领工资、办医保……没有人能离得开金融机构。生活正在拥抱资本文化，同时也在召唤有文化的资本，不来到北京金融街，恐很难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社会的变化。

　　“证券作家协会”果然是生逢其时，早饭后我要为这个协会的会员讲《文学的精变》，不妨就从这儿开场……

创作之家的“三老四小”

蒋子龙

　　今夏，北戴河的“创作之家”，切实有了“家”的氛围。而且是个“三世同堂”的大家，上有三位80岁以上的老人，下有四个三、四岁的小孩子。营造“家”的气氛，“四小”功不可没，不管是“创作时间”还是休息时间，他们满院子疯跑，高兴了喊叫，磕着碰着哭闹。到开饭时四个孩子是餐厅的重点，这个要吃这个，那个不吃那个，亲的爷爷奶奶宠着，出于客气别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让着、哄着，小家伙们便益发地跐鼻子上脸。其中就有我的三岁零三个月大的小孙子，再加上几个已经上学的孩子，这个“家”就算成龙配套了。但我写此文真正想说的还是“三老”。

　　一老邓友梅，已经八十有三，留着小胡子，拄着轻拐杖，有时神情专注于某一事物会忘了拐杖，健步如飞。为人一如既往的随和风趣，他的房间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还因为他养了一只虎皮鹦鹉。此鸟极有灵性，常常会飞出笼子，在友梅老的头顶和肩头跳上跳下，主人若还不答理它，便拉上一泡屎，这时老头想不起来活动活动、想不跟它说话也不行了。每到吃饭时，鹦鹉就落在友梅的右手上，如果他迟迟不动筷子，鹦鹉就不耐烦地一遍遍催促，当他伸筷子夹起鹦鹉喜欢吃的东西，鸟儿就轻快地探头伸嘴啄上一点，若看到他夹起的东西不是自己喜欢吃的，就将头别向一边。而且只吃主人的筷子夹起的东西，自己绝不向饭碗或菜盘子下嘴。这只灵鸟给友梅老带来无尽的乐趣，也让创作之家的人感到神奇。

　　二老王蒙，虚岁八十，身着短袖衫，胳膊曲张之间肱二头肌还相当可观。故此他的孙子称他为“肌肉男”。因为除“三老”之外的其他作家，每隔一天都会参加外出游览活动，王蒙老或许就成了“创作之家”里最勤奋、创作力最旺盛的人了。他每天除去下海游泳（偶尔也打乒乓球）、饭后散步，其它时间基本就用于写作。有天在院子里看到我，说要送给我孙子一盒蓝梅，放在二楼餐厅的冰箱里，说着转身就要上楼。北戴河的房子高，二楼差不多等于大城市里的三楼，我要代他去取。他笑着说冰箱里的好东西很多，你别给一锅端了。我只好跟在他身后噔噔噔一溜小跑般上了楼，取出蓝梅又噔噔噔走下来，真是好腿脚！

　　我曾劝他减少运动量，游泳从每天千米降为八百，甚至六百，看来是我低估了老头的体能。他将蓝梅交给我时又逗了一句，这就算还你当年那一盘橄榄了！30多年前，他公办到津，突然来家看我，我刚从福建回来，带了一包蜜制橄榄尚未开封，便打开放在盘子里端给他，当时在我家那就是稀罕的零食了，老婆孩子还都没有尝过。他大概也是饿了，毫不客气地一个接一个的大嚼起来，看他如此屠戮美食，我心疼的不得不提醒他，这是橄榄，您怎么当窝头吃啊？他哈哈大笑着说，你终于不再装实在了！自此只要我们见面，他常拿这件事取笑我，用沧州话说就叫“怯哏人”。为此崔瑞芳大嫂在世时曾调侃说，你们这两个老沧州，一见面就说相声。

　　三老柳萌，年岁比王蒙略小一点点，面色白皙洁净，没有一丝老年斑，此为内里干净的象征。正可谓“愕愕者福也”。他在文坛上以心直敢言、乐于助人著称。功利时代多曲人，直人就显得难能可贵，因此他气场阔大，交友三千，或可当得起“无冕之王”四个字。我有一心愿，也只有他兴许能帮助实现。在北戴河还是个渔村的时候，它的北面有一大片沙漠，195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整治这片沙漠，开始植树造林……如今远看是一片茂密的林海，成了数百种鸟类迁徙必经的生态廊道，因此被评为国家著名的湿地公园。我对此处心向往之久矣，每到北戴河都想走进去看看，但终不得其门而入。按理说这儿远离北戴河作为“夏都”的“核心区”，唯一可进的大门却永远紧闭，警卫森严。但萌老一个电话，第二天上午湿地公园就派来两辆小面包车，凡是想去的作家们都跟着他上了车。

　　进入森林后必须弃车，我们随即陷入一座林木森然、繁阴浓重的绿色迷宫，森林连着渤海，浩渺而散漫的新河在林区穿过，成就了森林中的湿地。满眼红枫绿柳，野草幽花，鸟语蝉鸣，清风飒飒……比想象的更美、更妙。我之所以能得偿所愿，全赖这个湿地公园的负责人是萌老的小朋友，于是此公在我眼里越发像这片森林一样神秘莫测，他一介文人怎会在文坛外的诸多行业都交下了这么多铁杆朋友？莫非跟他一生坎坷，1957年被打入另册、贬到社会最底层有关？几年前我就有个题目未做：《柳萌之魅》。这次可借在北戴河聊天方便完成它。

　　如此看来，“创作之家”确乎名副其实，老少咸宜，又卧虎藏龙。

淮河左岸

自从有了“畅销书榜”、“作家富豪榜”，社会时尚开始用资本来衡量作家的成败。---这不是早就有了吗

淮河左岸

排名第一的是莫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