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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滨种地的干部:“我这个书呆子,自己坚持不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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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15 22:14:28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来自: 河南驻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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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指出,“崔敬伯先生是我国著名财政学家,民国时期因博学笃志,备受学林称誉。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新税制的建立,但终因政治运动而长才未展。”

他的声名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降低,甚至被世界遗忘。渊博的经济思想史家如胡寄窗先生,在写作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时倒是提到“值得关注”的崔敬伯先生,他做出这样的评论:从20年代就已经在财政学界享有良好声名的财政学者。

崔敬泊,曾做过国民党税务高官,新中国成立后,当过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曾被日伪政府通缉,也曾被台湾国民党通缉过。曾赴日本、英国留学,又在特殊的年代来淮滨马集镇看守菜园。这样的人生起伏,在淮滨历史上是罕见的。

崔敬泊,1897年4月24日出生于北方沿海的河北宁河县。1919年22岁时,毕业于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成绩名列第一,留校任教,担任预科会计学讲师。

1922年25岁时,与崔颖若女士在天津结婚。妻子崔颖若生于1899年,保定第二女子师范毕业。转入母校本科教学,讲授《经济学》、《会计学》等课程。不曾想在几十年后和丈夫信件来往于北京和淮滨之间。


1927年的照片,右一为崔敬伯,左一为妻子。

1927年,30岁的崔敬伯前往日本,曾在东京大学选修《财政学》课程。
(注释:东京大学,截至2021年,东京大学培养了12名诺贝尔奖得主、6名沃尔夫奖得主、1名菲尔兹奖得主、16位日本首相、21位(帝国)国会议长。
1928年31岁时,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北平、天津,崔敬伯受邀担任河北省政府秘书。

1930年33岁时,由河北省公费派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其间,陪同抗日名将吉鸿昌前往大英博物馆参观。
(注释:英国伦敦政经,1895年创立于英国伦敦  ,是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为伦敦大学联盟成员  和罗素大学集团成员 ,被誉为金三角名校 和G5。G5,英文又称the G5 group或the G5 super elite,是被英国媒体报道的5所精英学校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并称。
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 [17]  —1934年11月24日),字世五,原名吉恒立,抗日英雄,爱国将领。


1932年35岁时,提前从英国归国,到燕京大学担任经济系财政学教授,同时兼任北平大学法学院、中法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学院等校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崔敬伯招到日伪通缉,只得离开北平,前往南京,参加所得税筹备委员会工作。负责起草中国第一部所得税法,是中国所得税制度的创始人之一。

1945年48岁时,崔敬伯被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任命其为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
(注释:
俞鸿钧(约1898年—1960年6月1日),广东新会人。1915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英文秘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上海市政府英文秘书兼宣传科长,《市政周刊》主编,市财政局代理局长、市政府秘书长、市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后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继孔祥熙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翌年兼中央银行总裁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辞财政部长职务,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去台湾。


崔敬伯在1948年辞去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职务。

1949年9月6日,接到华北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副主席杨秀峰和兰公武的电报邀请北上来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注释:杨秀峰和兰公武简介
杨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于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全国解放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五届人大常委,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蓝公武(1887年1月23日—1957年9月9日),中国教育家 ,广东大埔人  ,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生于苏州,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成为研究系的重要成员,时人称他和张君劢、黄远生为梁启超门下的“三少年”。


受到杨秀峰和兰公武两位重要人物的邀请,1949年9月25日,崔敬泊离开长沙,启程北上。1949年10月2日,崔敬伯抵达新中国首都北京。

12月16日,政务院十一次政务会议任命崔敬伯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作为唯一的副职辅弼李予昂局长,筹备并召开了首届全国税务会议,制定《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全国税收,确定征收14个税种,创建了新中国的税制体系,是新中国税收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底,台湾国民党反动政权撤销其立法委员职务,并进行通缉。

1963年66岁时,完成了《中国财政史》第二稿。

1966年,崔敬伯在北京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宿舍前。


1969年,第二次将自己珍藏的中外财政专著1000余册,捐献给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军事冲突,北京高校对外疏散。11月,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从北京南迁淮滨县,在这个淮河边的贫困县维持一所大学的政治性运转。

(1996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


从北京出发前,于课暇漫步北京四道口以东的东坡,沿铁路线向北行,人行路旁有三棵很高的大杨树,每当漫步至此,辄坐树下乘风,在1969年10月的秋天,下放淮滨之前,又漫步到此,忽发现三棵大杨树被砍伐而去,树根斧锯之痕犹新,不禁有所感触。

树已不在,人又往何处享受萌阴?漫成四字诗六句:
昔年垂荫, 高矗临风;
今看遥落, 惆怅寒空;
树犹如此, 目送飞鸿!


诗以言志,看一个人的志向,往往要从诗里去领略。到了1969年11月15日傍晚,崔敬伯从北京来到了河南省淮滨县马集的中央财金学院,开始下放生涯。他被安排住在淮滨县马集刘庄小学,三面环水,前面则是广阔的麦田。
十六日晨,曾写下五言长诗十二韵一百二十字,以纪其事。



《赴淮滨五七干校》
本是河北人,京城度晨夕,埋首书卷间,出入办公室。
偶尔事劳动,远非工农比,忽忽二十春,恍若浮云寄。
一朝聆号召,下放开新历,首批即报名,紧跟先进跡。
我校到淮滨,我入河南籍,幸与社员伍,农事重学习。
千里麦苗青,广阔真无际,改造世界观,根源要触及。
荡涤残渣滓,拓展新呼吸,昨死庆今生,大破方能立。

(注释:淮滨五七干校,指的是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财政部在河南省淮滨办的'五七'干部学校。


十五日晚间降雪,十六日起床后,开门远望,一片银世界,诗写下七言绝句以纪:
《淮滨初雪》
淮滨初到六琼飞,溪水护田三面绕,
大地银装眼界开,麦苗千倾送青来。


到淮滨五七干校后,壮年同志们即开始下地劳动,安排崔敬伯教授留在宿舍看家,照看炉火,并准备冷开水,供大家回家用。十二月以后,分配崔敬伯参加饲养所劳动,看管牛棚,准备饲料,加添饲料, 清理饲槽等工作。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崔敬伯在淮滨马集公社写下《饲养所劳动》
  
养所劳动》
  
自称牛马走,曾传司马迁。
  
先锋如鲁迅,俯首自心甘。
  
任重而致远,不怕远征难。
  
身在饲养所,胸怀天地间。
  


一九七〇年二月,写下《麦垅晨行》

作者原注:一九七〇年二月以后,老敬参加中财院淮滨菜园的管理工作,清除杂草,看管水车,同志们到远处开会去,留下老敬看家并看守菜园。每日清早起来到菜园,经行广阔的麦地,曾写下五律小诗以纪。当时春节前后,不免想到北京的家,末二句即指春节的心情。
老敬,为崔敬伯自称。

  
《麦垅晨行》
  
清晨踱麦地,  初日照新苗。
  
万点金星耀,  田间露气饶。
  
潭清明树影,  雀跃集林梢。
  
京国频眺望,  应知路不遥。
  



一九七〇年三月,崔敬伯在淮滨菜园劳作,写下《菜园除草》
    
《菜园除草》
  
之一
  
农夫务去草,芟夷绝本根,
勿使草繁殖,以期善者伸。
  
伟哉左氏传,卓识知耕耘,
育良须去莠,名论千载新。

  
之二
  
展兴理荒秽,晓耕翻露草,
渊明与柳州,躬耕得其要。
  
草有害于人,少陵谆谆道,
焉能待高秋?除草须及早。

  
之三
  
置身菜园里,除草是吾事,
菜圃中,杂草勿留滞。
  
韭块郁新苗,葱畦森碧玉,
朱实何累累?挂架西红柿。

  
之四
  
辛勤锄草后,勿弃畦垅中,
雨露润枯草,轻风吹又生。
  
最好携筐官,取掷积草坑,
沤化成绿肥,腐草助农功。
  




除了在淮滨马集菜园除草,还要引水浇灌菜园。一九七〇年三月,写下《引水灌园》

  
《引水灌园》
  
驭马驱牛引水车,  清泉汲井涌寒波。
  
迥旋不息源头水,  宛若长河越陡坡。
  
掘口垄畦资灌注,  排除干旱润苗禾。
  
及时霖雨苍生福,  天事人工两不磨。
  



一九七〇年四、五月间,参加培育稻种劳动’从撒粒起’直到育长成秧’起初要防雀鸟啄食,渐长又要防止鹅群与羊群的践踏,老敬与二、三同事轮流看护。有时清晨,有时晌午,有时傍晚;曾以五律小诗以纪。

    
《看护稻苗育种》
  
一九七〇年五月
  
浴海谁先眺?  銜山我始归。
  
晴空朝至暮,  形影两相随。
  
护稻驱鹅远,  旋机引水飞。
  
原田成锦绣,  佳气涌氛围。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崔敬伯写下《晌午看守稻地》 。

    
《晌午看守稻地》
  
我又何须斗室留,熏风掠地成波浪。
  
云轻野旷稻苗稠。远树连村似绿洲。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六日,崔敬伯写下《田头野餐偶成》
    
《田头野餐偶成》
  
防止鹅群践稻田,更番守卫莫稽延。
  
风和日丽多方便,且向田头进野餐。
    


1970年的5月,崔敬伯在马集邮局收到妻子寄来的食品。写下:
《颖之手》
食品京都寄,临邮密密缝,
淮滨欣手泽,不忍遽拆封。


崔敬伯原注:一九七〇年五月,吾在河南淮滨五七干校,老颖在京给我寄些食品,从马集邮局取出后,即有此感。都是老颖一针一线,封缄而来,深感此中有老颖之手泽也。


1971年5月20日,崔敬伯在淮滨马集公社邮局给儿子君定汇去了300元钱,5月20日写了封信。父亲对孩子内心的坦白: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之下,“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可是我这个书呆子,平生最恨贪污,自己坚持不贪污,只凭自己的劳动,靠工资和写稿的稿费收入来养家和教育子女,这—点是老头平生最引以自慰的事。

    
给君定:
  
昨天,五月二十日,我从马集邮局汇去叁百元,交你提取,取出之后和老奶奶商量办理。这是我平生中惟一的存款,我校“教师工会互助储金”(工会会员随时储蓄,需款同志随时借用,所以说是“互助储金”),五、六年来我自己没有提取过;现在组织上主动地交还我—大部分,我唯有服从组织,不能再说别的,所以收下了。
  
另外,老奶奶手下也有点小储蓄,那是老奶奶在过去若干年中,从我交给她的工资和稿费中,于经常家用之中,撙节下来的;其中还有一项是我在二十三岁作事之后,参加过段所渭“人寿保险”,每年交保费 八十儿元,经过十多年,保险公司还清本利,也就交给老奶奶了。此 老头就没有别的“存款” 了;数十年工作中,也从工资中,买丫一些书籍,下放之前,也都献给学校了,计有一千四、五百册。
  
现在我手下,还有八十几元的零用款,(老奶奶交给我的,除了分寄  衡阳、哈埠、上海各五十元外,还剩下五十元,再加上这次收到的零数三十二元)足够我的零用了,多了也用不着,还不大方便。因此,希望老奶奶不要给我寄钱!
  
还有几句话,可以对君定讲,(对外人不必讲),在解放前,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之下的官吏,可以说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可是我这个书呆子,平生最恨贪污,自己坚持不贪污,只凭自己的劳动,靠工资和写稿 的稿费收入来养家和教育子女。你们五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都是靠着老头的血汗劳动取得的收人来支持的。当年大姐读华西医学院,  二三子从金陵大学转入清华,读书和生活所需的家庭供给,总还是干净的钱,这—点是老头平生最引以自慰的事;但是我没有对社会一般人讲。今天由于五、二二的寄款,想到当年,对自己的亲人,亲爱的君定儿讲一讲,我想是可以的。(洒出几点老泪)。
  
  
毅敏同志均此致意!
  
老敬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崔敬伯儿子“崔君戒”回忆:
过去,北京许多四合院的院门上镌刻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这幅对联倒也符合我们的家风,但我觉得更能反映出父亲言传身教所培养的家风是简朴二字。


崔敬伯儿子“崔君望”回忆:
  
  
1969年11月,父亲赴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锻练,此时他已72岁高龄,且严重失聪,母亲对父亲此次远行,不能在他身边照料他的生焦虑放心不下。几次向父亲提出要去淮滨看望,父亲考虑到母亲身体不好,难以承受长途车船劳顿,加以劝阻;而且正值“文革”那种乌云蔽日,鬼魅横行的年代,也是难以成行的。母亲考虑父亲 劳动艰辛备至,且食常伙食很差,于是经常从北京购买些富有营养的食品,给父亲寄去,略以滋补一下他的身体,处于天各一方的两位老人唯有通过写信的方式,互诉关爱和思念之情,
  
在孤寂淸冷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最大慰籍。父亲给母亲写信,一般都楚在学习、劳动之 余,或是朝阳初出,或是夕阳在山,随想随写,对于严重失聰的父亲这也 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仿彿与母亲对面讲话一般,乐此不疲。父亲认为写 在信上似乎比当面谈话,更要系统,更要细腻,两心相通,同声相应,同  气相求。父亲接到母亲的来信时,总是先洗手、洗脸,“斋戒沐浴”,然后 展诵再三,不忍释手,从字里行间,依稀见到亲人的形態,心神相会。
  
在干校劳动期间,父亲还撰写了“千山万水楼诗话”,供母亲解颐。  由于母亲也颇有诗词功底,对父亲的“诗话”自是心领神会,在通信中往 复商榷;有时母亲也写一些“唱和”之作。父亲在“诗话”中曾以“老颖十一咏”献给母亲。
  


1971年10月24日,崔敬伯在淮滨马集公社历经两年的劳动锻炼后,由淮滨干校返回北京。

崔敬伯自幼研读古文诗词,对中国财政史有很深的研究。先后留学日本,英国、民国时出任多所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财政部高官。抗战时被日伪通缉,解放后被台湾国民党通缉,之后出任新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高级干部,中财教授。文革时,下放淮滨农村,在淮滨马集公社烧水备茶、种菜浇粪。一生曲折,历经艰辛。


解放前,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中贪官污吏比比皆是,而崔敬伯身为别人视为肥缺的”税官“,却从未利用职权谋求私利。他视钱财为身外物,生活中安于粗茶淡饭、布衣陋室。

陈云同志担任中财委主任时,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国民党的官吏尽是贪官污吏,但也有例外,在座的崔敬伯就是一位”。这些评价给了崔敬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就以乘车一事,他总是说应该给国家多节省些汽油,为公事出门也极少开口要车,即使到了晚年,仍常常是拄着拐杖步行或者去挤公共汽车。


《南方周末》报纸等媒体刊文:崔敬伯是一位被遗忘了的财政学家。虽然生前“短刀无意助功名”,但他作为大时代的财政学家,终于还是要被人们纪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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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教职工在中共淮滨县委的合影


上图,2021年4月,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回访第二故乡——淮滨,笔者前往淮滨火车站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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