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滨历史上的“妓院”

秋岗 · 发表于 2020-8-19 11: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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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娼妓名称的起源进行首考的应是王书奴。他基于自己数十年混迹于青楼的经历，于1932年作出前无古人之举，推考了娼妓的起源，著成了中国第一部娼妓史，即《中国娼妓史》一书。

王书奴通过对《说文解字》的考察指出“娼”和“妓”在中国古代是相互分离的。自汉以后，“娼”是写作“倡”的，一直到唐朝才开始有了“娼”字。古代的娼女并非指今天的卖淫女，他是起源于音乐歌舞的女乐，主要以卖艺为主。而且在古代“优”与“倡”不分，“娼”既可指男性也可指女性。但唐代以后，“娼”主要就指女性了。

“妓”在《说文解字》中指“妇人小物”，也与今日妓女的意义毫无相干。魏晋六朝开始使用女妓的称谓，是美女的专称。通过考察，王书奴指出“娼”和“妓”的名称由来。他认为汉以来行“倡” “伎” “女娼”“女妓”“御妓” 的称谓。

到唐朝以后，明目则更多。有官妓、家妓、营妓、歌妓、御妓、小姐、婊子等称谓。不过王书奴认为诸多称谓不过是用大名换小名方法，“娼妓”二字就可包括无疑了。而在唐朝确实已出现了用“娼妓” 来专指卖笑献身的女子，不过也依然用娼妓称谓那些擅长音乐歌舞、杂技等的女艺人。

到宋以后，随着市井文化的发展，原来的伎乐倡优则进一步分化，除宫廷内保留少数的伎乐外，大部分都转向都市的瓦舍勾栏，成为职业的说唱、歌舞、杂技等演员。还有一部分则沦落为出卖色相、专以卖淫为业的娼妓。此时，娼妓的含义与近现代的娼妓一词的含义已经相同。王书奴在总结当时许多人对娼妓的定义基础之上，对娼妓做了界定。认为“因要得到他人相当报酬，乃实行性的乱交，以满足对方性欲的，足为娼妓”。其中娼妓的概念也包括男子卖淫。

从娼妓的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娼妓是指靠自己的音乐、歌舞等才艺来使別人得到娱乐，而自己获得报酬的女子。她们是不出卖自己的色相和肉体的，与清末近代以来靠出卖自己的肉体获取报酬的娼妓是不同的。在古代，娼妓多域于通晓歌舞诗词曲赋之人，她们在许多社交场合，都有一定的地位。通常是根据娼妓的社交应酬能力和才华来区分等级的。若学识低、才艺差，依靠出卖色相的被称为下等妓女。

在中国古代上流社会的官员士大夫们与一些文人学士是嫖客的主体，他们的行为也是社会所容许的。与此相对应的古代社会对娼妓也足相对宽容的，官场得意需要娼妓来助兴，失意时也需要妓女来排遣苦闷。由于古代的普通女性足被限制在后院的，娼妓却受到了特殊的训练。她们除有才华之外，还不受日常伦理纲常的束缚，人性较为解放。文人学士在与其交往中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家庭婚姻制度中感受不到的解放与自由，激发了灵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娼妓成为文化的推动者，行些还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从明朝中叶以后，开始注重娼妓的容貌甚于才艺。到清末时，能歌善舞的娼妓就更少了。

嫖客对娼妓挑选的标准主要记看娼妓是否能谈论风雅、是否能歌善舞，是否能破解音律、妓院的环境氛围如何，至于娼妓的姿色和容貌则并不重要。说明中国古代娼妓的功能定位主要是出于社会交际应酬的需要，对性的需求是其次的，这是与近现代娼妓功能不同的地方。既然是更看重娼妓的社会交往和应酬的作用，所以古代的嫖客群体主要是官僚和文人学土。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迫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打破，大量的破产农民和逃荒者进入城市讨生活。其中的妇女在找工作无果或收入较低的境遇下逐步走入娼门。娼妓业也随着国家近代化的启动而近代化。一方而表现为中国的娼妓业由重才艺向重色情转变。靠才艺技能来划分娼妓等级的做法已经让位于直接的赤裸裸的性交易。娼妓之间的等级区分已经不再明显，娼妓从业者的进入进入已经不需耍任何门槛。到清朝后期，娼妓的功能定位已经完全转变为满足肉欲的需要，古代娼妓走向近现代的娼妓。

同时嫖客的群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的文人学士、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主体日益转向众多的包括贩夫走节在内的更多人群。娼妓也逐渐演变为对那些为了获得一定的物质收入而出卖自己肉体的特殊的女性群体的称谓。

历史传闻乌龙集旧时有妓院，或说有之，或说无之。专访了数位80岁以上的乌龙集长者，终晓底细。

乌龙集自古是一个民风纯朴的纯洁之地。历史上是没有听说出现过“妓院” 的。1945年至1949年间，时值全国解放前夕，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先期解放，这些城市的妓院也随之散了摊子。

散伙后的妓女们纷纷向乡下流亡。其中，从安徽蚌埠流亡过来数名娼妓，由水路来到乌龙集；还有从安徽界首陆路过来的娼妓。当时乌龙集尚未解放，还盘踞着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这伙娼妓便寄身下来。她们重操娼门营生，在淮河下埠口岸港南顺河街（备注：老顺河街已经被淮河掩埋），租赁民房三处，明是租住，暗地进行娼妓营生。虽然自始至终没有公开挂牌，但在乌龙集人的认为，就是所谓的“妓院”。

这帮娼妓每天搭客、接客，由初时的半隐秘，很快成为毫不顾及的公开。乌龙集人尽皆知晓。其中有两名据说是有些个体面的娼妓，不知其具体姓名，只知道一个 “大凤”，一个叫“小凤”，也称其“大凤凰”、“小凤凰”。这大凤、小凤皆是风尘中过来的淫荡女人，且有几分姿色。乌龙集上的一些贪色之徒常去光顾；还有个别有钱人暗自把大凤、小凤另行保养。这帮娼妓，不仅自己行娼，还诱引集上个别行为不规的女人参与行娼。这些娼妓的行娼也成了土匪们的经常光顾之地。土匪们与娼妓们厮混在一起，有一土匪曾恬不知耻的扬言自己“天天过年，夜夜会亲”。

后来，因河水泛滥，租房被淹，娼妓们又把行娼地转移到内街，其中一伙娼妓租赁港北南大街东段一家四合院内民房，继续从事行娼营生。这帮娼妓的到来，玷污了乌龙集这片清白之地，让乌龙集人深恶痛绝。但在当时动乱的时局下，并无人过问。直至1949年，乌龙集行将解放之际，这帮娼妓才仓惶离去。

进人20 世纪以后，特別是"五四运动"之后，娼妓的存在被认力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典型表现。娼妓制度则是中国落后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因此“为人道计，为正义计，为历史的光荣计，为社会的前途计，一定要废娼”。娼妓的存在被认定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对娼妓问题的治理就日益与妇女的解放和国家的现代性紧密联系起来。

娼妓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欲废娼“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因此娼妓现象的彻底消除，需要彻底推翻旧的人剥削人、欺压人的社会制度，需要妇女得到彻底的、完全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娼妓现象被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娼妓现象在中国大陆禁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经一度禁绝的XXXX现象又死灰复燃重新出现。通过对娼妓一词历史演变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娼妓不是一种简单的孤立的历史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它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和经济制度、家庭婚姻制度、道德伦理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人性、人的性心理等多重因素组合和缠绕在一起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有一点也值得深思，出卖身体和尊严的女子，又是谁的孩子。深陷泥潭，最初往往从精神动摇或者被胁迫开始，有女儿的家庭，家长务必从幼年树立正确的引导，一是增强其自尊自信，二是消除赚快钱的意识，脚踏实地，三是父母增加关爱和保护，避免受社会垃圾分子的误导洗脑和侵害。人类社会的习惯，法律和道德试图建立人人能遵守的公正社会秩序，但现实有时并不完美。

参考文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
《乌龙集的“妓院”》